卫氏是魏晋时期河东世家。卫恒青年时期，就被征辟至大司空司马攸的僚府中任职。以后又转为太子舍人，尚书郎、秘书丞、太子庶子、黄门郎等。卫恒的祖父卫觊、父亲卫瓘，先后在曹魏和西晋初年担任过朝廷中的重要职官，并且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家庭的教育和陶冶，使卫恒从小就喜欢书法。他任官之后，又主要从事于秘书性质的事务，长期抄写文书，所以，练就了一手漂亮的草书和隶书。同时，在长期研究书法的基础上，他还写成了《四体书势》一文，探讨了汉字的构成、字形字体的演变，并对西晋以前的书法家进行了评论，指出他们在书法方面的得失。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西普以前的书法史的总结，也是我国书法理论的重要文献。
    卫恒的《四体书势》，在文字的起源和汉字的构字方面，并没有超出东汉许慎的认识，一本仓颉造字的说法，并完全沿袭许慎的“六义”之说，也认为汉字是通过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等六种方式构成的。值得指出的是，他在叙述字体由古文、篆书、隶书直到楷书、行书、草书的发展过程中，注意到汉字字形由繁到简，由难到易的不断简化的规律，以及这种变化发展的社会原因。他在《四体书势》中说，秦以前的籀文，字体繁难，再加六国分裂，文字各异，难以识认，所以到秦国统一，由李斯作《仓颉篇》，胡毋敬作《博学篇》、赵高作《爱历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成为小篆。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日隶宇”。“隶书者，篆之捷也”。这就是说，隶书是篆字的简捷写法，所以有篆字向隶书的转化，是当时用字繁多，篆书很难适应各种诏令奏议的书写。正因为隶书的简捷易书，因而，“汉因行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说明了隶书逐渐代替篆字而大行于世的原因。 草书、楷书代替隶书而兴起，也经历了一个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在《四体书势》中，卫恒引东汉崔瑗的《草书势》加以说明，崔瑷在这里说，隶书是对前此字形的简化，而“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其所以有这样—个简化的过程，是因为“时之多僻，政之多权，” “应时谕指，用于卒迫”，繁重的抄写任务，不得不使人变化笔势，以求其迅捷。可这样一来，大家都感到草书写起来， “兼功并用，爱日省力”，逐渐成为习惯，反倒觉得字体就不一定拘泥于古式了．
    对于字形字体的发展变化规律，卫恒的总结无疑是正确的，尽管他引述了别人的观点，说明他对这种看法是赞同的。从这些议论中，也能够使人们了解到汉字字形发展的大致轮廓。
    除了这些之外，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还对篆、隶、行、草等各体书法家的书法艺术作了比较，真正把书法提高到艺术上来。在秦的小篆的书写艺术上，他认为当首推秦朝的李斯。到了汉朝，有扶风人曹喜也善写篆体，其笔法与李斯少异：曹魏时期以曹喜为师而写篆体的是邯郸淳，他善于领略篆书的精妙之处，篆书写得很似曹喜；而韦诞以邯郸淳为师，写得却不及邯郸淖。至于东汉末年的蔡邕， “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他认为，蔡邕所说的篆体“形要妙，巧入神”，应该是篆体的精髓，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达到艺术的高度。
    谈到楷书、行书，他推崇东汉师宣官的楷书，说他的楷书“大则—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有笔法：而梁鹄暗暗模仿他的笔法，又胜于师宣官。至于行书，他也赞扬曹魏时钟繇的书法。
对于草书体的书写，他更有较详细的评述。他认为，东汉时期的杜度、崔瑷、崔寔，都善写草书， “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而草书最称精巧者，要数弘农的张伯英，他“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忽忽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室其书”，因而号为“草圣”。张伯英弟子很多，但没有一个比得上他。与张伯英同时期的其他草书家，都不如张伯英得草书之法。
    卫恒的上述这些议论，概括了西晋以前书法发展的情况，在今天看来，因为魏晋墨迹殆尽，就更显得它的宝贵。
    同时，在《四体书势》中，他也引用魏晋以来一些书法家对各种字体笔法的阐述，形象而生动地层示了篆、隶、行、草各种书体的笔法势态，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因为到了西晋，现行的所谓真、草、隶、篆等字体已经形成，各种字体的书法家纷然出现，使得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所以，他对这一时期的整个书法艺术特别赞赏，说是“籀篆益其子孙，隶草乃其会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可宜。”
    卫恒生活在西晋统治者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的时期，在统治阶级互相残杀的“八王之乱”中，他的一家都死于这场斗争，他的书法墨迹也早已荡然无从。 “八王之乱”后，他才得到平反，赐其谥号为“兰陵贞世子”，肯定了他在书法艺术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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