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砥柱铭》3.9亿元成交创新世界纪录

 
    黄庭坚《砥柱铭》卷局部 ■摄影 记者　袁艺

    天价诞生过程

    昨晚11点12分，经过近70轮竞价，中国艺术品拍卖成交价的世界纪录首次在国内诞生——北宋黄庭坚书法《砥柱铭》卷以3.9亿元落槌，加上12%的佣金，总成交价达到了4.368亿元。这一成交价远远超过了2005年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创造的约2.3亿元中国艺术品成交纪录。

    截至昨晚9点45分，当晚7点开始的保利春拍中国近现代、当代书画夜场已有12件过千万作品，其中，徐悲鸿的《十二生肖》和《春山驴背图》分别以6500万和6000万落槌。随着《砥柱铭》专场的临近，更多的人开始进入拍卖现场，准备见证这件国宝花落谁家。

    昨晚10点49分，黄庭坚《砥柱铭》卷以8000万元起拍，最开始竞拍价以百万元的幅度上升，在快速突破1亿元之后，竞拍价开始以200万到500万元上升，在1.6亿元之后，竞价开始以千万为单位，并迅速上升到3亿元。此后，竞争在拍卖会场左侧两个场外电话委托席之间展开，竞价从千万也回到了五百万元一次，最后竞得《砥柱铭》的委托者以两个一千万的升幅结束竞价，落槌价定格在3.9亿元。

    “以前中国艺术品能够出现千万元的价格就觉得很了不起了，今天能够出现这样的价格，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财富增加带来的文化艺术品的繁荣，让人感到振奋。”保利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迎春说，以前中国艺术品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非常低，这次拍卖意味着在中国经济发展后，中国艺术品的价值也开始得到人们的正确认识，中国艺术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

    在昨晚落槌之前，北宋黄庭坚《砥柱铭》已被业内人士认为是保利春拍乃至今年整个春拍市场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品。该卷长达8.24米，计82行407字，仅次于现藏于美国的18.22米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卷和藏于台北故宫的10米长大行楷《明瓒诗卷后跋》，比著名的《伏波帖》(8.20米)、《诸上座帖》(7.29米)还长。加上历代题跋，总长近15米。

    据专家介绍，《砥柱铭》 卷作于1095年前后，作品经王厚之、贾似道、项元汴等收藏，长期流传于中国民间，20世纪上半叶从广东流往日本，为日本有邻馆收藏，直到数年前，为台湾藏家购得，这是首次出现在拍卖场中。

    此前，这件手卷因为文字内容、书法风格等方面与黄庭坚其他作品存在差异，早在乾隆时期曾经被认为是赝品，有诸多猜疑。经台北故宫博物院指导委员、台南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博硕士导师傅申先生研究，最终确定为黄庭坚的真迹，而且是黄庭坚书风转换期的真迹，他还为此卷专门书写了一份近两万字的研究报告。柳剑诏

    　近年拍出“天价”的中国艺术品

    -2005年7月12日　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的一件《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以1568.8万英镑(约合2.3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这一价格创下了中国艺术品的最高价格。

    -2009年10月17日　中贸圣佳推出的清代徐扬画作《平定西域献俘礼图》以1.34亿元成交。

    -2009年11月22日　北京保利中国绘画夜场中，明代吴彬的《十八应真图卷》拍出1.69亿元，当时创下了中国书画的最高价格。

    -2009年11月22日　同样是北京保利夜场，“唐宋八大家”曾巩的《局事帖》拍出1.08亿元，打破国内中国书法拍卖成交纪录。

    -2009年11月23日　中国嘉德秋拍的《宋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以1.008亿元成交。

    -2010年5月17日　中国嘉德拍卖的张大千《爱痕湖》以人民币1.008亿元成交，这也是中国近现代书画首次突破亿元大关。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黄豫章，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 检讨官。后擢起居舍人。绍圣初，新党谓其修史“多诬”，贬涪州别驾，安置黔州等地。徽宗初，羁管宜州卒。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后来新党执政，屡遭贬，死于宜州贬所。     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受知于苏轼，与张耒、晁补之、 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词与秦观齐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龙榆生《豫章黄先生词》。词风流宕豪迈，较接近苏轼，为“江西诗派”之祖。晁补之云：“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 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见《诗人玉屑》）另有不少俚词，不免亵诨。有《山谷词》又名《山谷琴趣外篇》。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与苏轼齐名，人称“苏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有《山谷词》。

    艺术造诣

    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受知于苏轼，与张耒、晁补之、 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词与秦观齐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龙榆生《豫章黄先生词》。词风流宕豪迈，较接近苏轼，为“江西诗派”之祖。晁补之云：“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 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见《诗人玉屑》）另有不少俚词，不免亵诨。有《山谷词》又名《山谷琴趣外篇》。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

     北宋元符元年，居戎州时，仿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曲水流觞”意境，于今宜宾市郊北凿石饮水为池，曰“流杯池”。

　　文学成就

    同他的前辈一样，黄庭坚对西昆体也是猛烈攻击的。西昆诗人讲究声律、对偶、辞藻，为了在艺术上摆脱西昆诗人的影响，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就企图在立意、用事、琢句、谋篇等方面作些新的探索。到北宋中叶以后，这百年以上的承平局面和新旧党争的风险，即使许多诗人愈来愈脱离现实；当时大量书籍的刊行，封建文化的高涨，又使他们不满足于寻常典故的运用，而务求争新出奇(注：欧阳修与梅尧臣书，不满意当时人作白兔诗“皆以嫦娥月宫为说”，苏轼《聚星堂雪》诗“禁体物语”，皆见当时诗人争新出奇的风气，到黄庭坚更变本加厉。)。这样，他们虽努力在诗法上向杜甫、韩愈以来的诗人学习，却未能更好地继承杜甫、白居易以来诗家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摆脱了西昆体的形式主义，又走上了新的形式主义道路。这就是从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的江西诗派。这一派诗人并不都是江西人，只因黄庭坚在这派诗人里影响特别大，所以有此称呼。　《苕溪渔隐丛话》曾称引黄庭坚的诗说：“随人作计终后人。”又说：“文章最忌随人后。”可见他在文学创作上是有开辟道路的雄心的。然而他的社会接触面较之前辈诗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远为狭小，长期的书斋生活与脱离现实的创作倾向使他只能选择一条在书本知识与写作技巧上争胜的创作道路。他说：“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又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胡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倾向。那么怎样取古人陈言点铁成金呢?就是根据前人的诗意，加以变化形容，企图推陈出新。他称这种作法是“脱胎换骨”，是“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是“以腐朽为神奇”。比如王褒《僮约》以“离离若缘坡之竹”形容那髯奴的胡须。

 

    书法成就

    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又受到焦山《瘗鹤铭》书体的启发，行草书形成自己的风格。黄庭坚大字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在结构上明显受到怀素的影响，但行笔曲折顿挫，则与怀素节奏完全不同。在他以前，圆转、流畅是草书的基调，而黄庭坚的草书单字结构奇险，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使线条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成为北宋书坛杰出的代表，与苏轼成为一代书风的开拓者。后人所谓宋代书法尚意，就是针对他们在运笔、结构等方面更变古法，追求书法的意境、情趣而言的。黄庭坚与苏轼、米芾、蔡襄等被称为宋四家。     黄庭坚对书法艺术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大都散见于《山谷集》中。他反对食古不化，强调从精神上对优秀传统的继承，强调个性创造；注重心灵、气质对书法创作的影响；在风格上，反对工巧，强调生拙。这些思想，都可以与他的创作相印证。     流传黄庭坚的书法，小字行书以《婴香方》、《王长者墓志稿》、《泸南诗老史翊正墓志稿》等为代表，书法圆转流畅，沉静典雅。大字行书有《苏轼黄州寒食诗卷跋》、《伏波神祠字卷》、《松风阁诗》等，都是笔画遒劲郁拔，而神闲意秾，表现出黄书的特色。草书有《李白忆旧游诗卷》、《诸上座帖》等，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动隽逸,在继承怀素一派草书中,表现出黄书的独特面貌。此外黄庭坚的书法还有《伯夷叔齐墓碑》、《狄梁公碑》、《游青原山诗》、《龙王庙记》、《题中兴颂后》等。     用笔如冯班《钝吟杂录》所讲：“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他的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其结体从颜鲁公《八关斋会报得记》来，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其个性特点十分显著。     《经伏波神祠诗》，行书墨迹，纸本，46行，每行字数不一，共477字。原迹现在日本。此诗帖，洋洋数十行，挥洒自如，笔笔精到，气势开张，结体舒展，范成大评“山谷晚年书法大成，如此帖毫发无遗恨矣，心手调合，笔墨又如人意。”此帖正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境况下的经意之作，具有黄庭坚书法艺术的特点，是黄庭坚晚年的得意之作。

　　书法渊源

    黄庭坚的书法成就主要表现于其行书和草书中。我们分别就其行书和草书来探讨其艺术风格形成之渊源。     

    行书

    宋代近接盛唐，书家很难不受唐代书风影响。但宋代书家更注重内在精神情趣的诉求，因而和案头文牍融而为一的行书手札便成为一个时代书风发展的主流形式。“宋四家”和其他宋代书家的成就无不首先表现在行书上。而且在一大批古文运动领袖的笔墨实践中，自然不会为近时书风所束缚笼罩。自晋代以后，特别是经唐李世民力推王羲之为“尽善尽美”之后，作行书者莫不以“二王”为标准。黄庭坚最早是学时人周越的。大凡学书，学时人容易上手，但同时易流于俗气。随着眼宽识高，黄庭坚很快便转学于“二王”甚至说是《兰亭》。他有一首赞颂杨凝式的诗可以说明他对《兰亭序》习练体会之深：“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这其中不能没有其对羲之书法忽有深悟的感慨自道。     在笔者看来，黄在上溯晋唐、学习前人经典书法时，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轼，甚至可以说黄庭坚的手札小行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苏轼的。黄庭坚作为游于苏门的四学上之一，不能不受苏轼书风的影响。在黄氏书论中，评东坡书颇多，且多为推崇备至者。苏东坡不仅是黄庭坚文学上的老师和提携者，而且也是其书法的学榜样。在山谷题跋中，即反映出黄庭坚从苏轼处学习书法的一些消息，如“予与东坡俱学颜平原。然予手拙，终不近业”，又如“东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铭草。余尝评东坡善书乃其天性。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中有似柳公权、褚遂良者数纸，绝胜平时所作徐浩体字。又尝为余临一卷鲁公帖，凡二十纸，皆得六七，殆非学所能到”。黄庭坚与苏轼相差八岁。，二人交谊师友之间。从黄庭坚流传至今的行帮手札墨迹看，其撇捺开张、字形扁阔、字势向右上扬等，都明显表现出苏轼书法的特征，甚至有些夸张强调，唯嫌生涩，未有苏书圃熟也。而黄庭坚以禅悟书当与苏轼互为影响。如苏轼《祷雨帖》，笔意极似山谷，特别是其末尾数字，从容娴雅，行笔松缓，几若山谷代笔。     至于黄庭坚的行楷大字，则又另当别论。山谷行楷大字书风的形成当为其于京口见断崖《瘗鹤铭》之后并不断师法孳乳而自成家法的。山谷师《瘗鹤铭》有一个误会，即他把《瘗鹤铭》看做右军所书，且深信不疑，故而倾力揣摩师西习。不过也算是歪打正着，这倒促进了黄庭坚长枪大戟、绵劲迟涩书风的形成。从客观上看，黄庭坚与苏东坡是中国书法史上早于清代八百年超越唐代书风的笼罩而远溯先唐碑版或者说进行碑帖结合的书家。对于苏轼书风形成的渊源，只要我们把其代表作《寒食诗帖》与洛阳《龙门二十品》做一比较，即可得出明确答案。黄庭坚则明确标榜师法《瘗鹤铭》。     

　　草书

    黄庭坚曾有一段学习草书的概括性自白：“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字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于燹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由黄此自道可知，其学草首先是学时人周越的。周越的书法我们现在难以得见，不过从一些文献记载中还是可以想见其大概规模的。苏轼以周越书为“险劣”，米芾则评周越书为“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黄后来在一则论书语中道出了其书法及书学思想成熟后对周越书法的看法：“王著临《兰亭》、《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巾有书数干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两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     无疑，山谷对草书笔法的深刻认识和掌握，当是“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轩诗》中写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可，不知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黄庭坚草书独自面日的成熟还得益于其书外功的参悟。除其上述“于燹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外，他还有一段自道可说明因缘：“余寓居开元寺夕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长史、狂僧皆倚而通神人妙。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张旭、怀素作草皆以醉酒进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状态，纵笼挥洒，往往变幻莫测、出神人化。黄庭坚不饮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笔。然其参禅妙悟，虽多理性使笔，也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而其用笔，相形之下更显从容娴雅，虽纵横跌宕，亦能行处皆留，留处皆行。山谷所作《诸上座帖》等佛家经语诸草书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黄庭坚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