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大师石鲁的艺术历程传奇

　　石鲁曾为没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去亲眼看看更多的国外美术原作而遗憾，但他仅凭接触到的国外美术印刷品，将风格、流派分门别类地归纳了一下，大概也不少于五百种。他感概地说：“如果你不了解世界美术的面貌，一味地去创什么新，什么风格，还自以为新，其实说不定是别人早就废弃了的旧玩意儿，不能坐井观天啊！更重要的是创新必须立足于本民族的基础上，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里。”

　　他还谈到：“中国画在色彩表现上存在着很大的局限，不如油画表现力强。国画不可能，也不必要向油画看齐。但可以吸收借鉴西方绘画，尤其是印度佛教绘画色彩上一些有用的东西。当务之急是要革新中国画的颜料。”

　　为此，他经常向学生们索要一些特殊颜料，并亲自一趟又一趟地跑到西安东关八仙庵一带的小地摊、小商贩那里，弄一些中国民间的品色、石色，拿回去一一进行试验。

　　他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艰苦卓绝地做着别人很少去做的研究和探索，外围解决之后，离中心突破就不远了。

　　他突然扭转了主攻方向

　　进城以后，艺术创作上的条件与延安时代相比是天渊之别了。画家不必再为纸墨笔砚和各种颜料发愁，更不必由于条件的限制去专搞画板、木刻了。

　　石鲁摸索着画了一张油画，还下功夫创作了一幅表现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农民在延安种西红柿的油画《七月的延安》。看来他好像是要放弃版画、国画把主攻方向指至西洋的油画了。

　　一九五四年，苏联油画展览在我国举行展出，油画热风靡一时，不少人更认为原来的猜测是毋庸置疑的了。

　　不料现实偏偏爆出了“冷门”。当石鲁参观过展览归来之后，在组织大家的座谈讨论发言中，却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他一反在全国已经卷起的油画热严肃地说：“我们必须搞民族自己的东西！”

　　他的不苟同时尚，突然扭转了人们所认为的主攻方向，震动着在座的每一位画家的心。

　　当时对中国画理论的认识是比较混乱的。不少人宣扬中国传统的东西是前进的“枷锁”，说它不科学，不能反映现实生活，主张以西洋画来改造中国画。而对传统的人物山水，花鸟画一概列入封建士大夫阶级文人画的另册，致使一个时期连杰出画家齐白石等人的声誉也一落千丈。

　　石鲁深刻地指出：“中国画并不是没有表现力，它和油画表现中很多原理是相同的。当前的问题主要是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他一再用鲁迅的话启发大家：即艺术愈有民族性，才愈有世界性。

　　应该说，他是响应党的号召去占领中国画阵地的。从此，他重整旗鼓，身体力行，开始了中国画的创作。这一个时期的代表作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古长城外》。但是，他很快扬弃了那幅作品，他认为那幅画的创作方法过多地受了所谓“情节性”绘画的影响，说明得多而表现得少。此后，所谓“情节性”再没有在他的作品中出现。稍后，他创作的《瓦子街战役》《移山填谷》《云横秦岭》《渭华暴动》等作品，都着力于视觉形象的表现力。上世纪60年代的《东方欲晓》，特别是《转战陕北》，是他运用造型艺术表现力的最大成果，他采用了“比”、“兴”手法，以陕北浑厚、朴实、壮美的群山为背景，借景抒情。把领袖和人民、土地有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极具纪念碑雕塑般的庄重、雄伟，使人肃然起敬；又具有江山万里图般的壮阔、气势磅礴，使人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久久不能忘怀。画家用热血般的朱墨书写了一部壮丽的革命史诗，是他在中国画创作探索中最富有形象表现力的不朽作品。

　　在印度万国博览会

　　一九五六年春天，万国博览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

　　石鲁作为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师访问了印度。

　　所谓万国博览会，必然是众多国家竞争、宣传、激烈角逐的场所。各个国家纷纷将最能代表自己国色的艺术、文化、工农业产品陈列出来，刹时间，印度首都呈现出一派百花峥嵘、群芳斗艳的繁闹景象。新德里成了世界舆论瞩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