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治

　　艺术评价
　　20世纪的山水画经历了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发展过程。在上世纪50年代，不仅并存了历经晚清、民国的一代著名山水画画家，而且造就了一批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但在20世纪具有历史地位的山水画画家，宋文治（1919—1999）就是其中之一。
　　1949年，宋文治31岁。他所师承的吴湖帆（生于1894）、张石园（生于1898）长他20余岁，陆俨少（生于1909）长他10岁。而这一时期比他们更年长的山水画画家则有：齐白石、黄宾虹、吴待秋、高剑父、冯超然、贺天健、朱屺瞻、胡佩衡、刘子久等。他们的年龄不仅都超过了50岁，而且都是作为传统山水画的传人，表明了与传统在某一方面一脉相传的关系。显然，让他们来改造山水画，并承担历史的责任，有点勉为其难。另外一部分势力，如钱松喦、傅抱石、潘天寿、赵望云等，同样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但是，他们正值壮年，以其超凡的领悟力理解了当时的文艺政策与传统的关系，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创作了一批为时代所认可的作品，在同辈人中脱颖而出，并带领了像南京的亚明、宋文治、张文俊和西安的石鲁、何海霞等一批中青年画家，形成了金陵和长安两个画派集群，加上岭南的关山月、黎雄才等，共同创造了20世纪50年代山水画辉煌的历史。
　　20世纪50年代新山水画的崛起，主要是以写生改变了传统山水画通过画谱而世代相袭的画法，不仅获得了发展的契机，而且因其具有启示性的意义对其他画种的改造和表现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加上后来北京、上海、江苏中国画院的相继建立，在国画发展的重要地区集聚了一批著名的画家，发挥了群体的力量，形成了创作高潮，新作层出不穷。而每有突破都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鼓励，往往成为时代的样板。上世纪50年代的新山水画出现了前无古人的时代新貌，而一批与时俱进的画家也在创作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宋文治从1956年开始创作《桐江放筏》《黄山松云》，刚一入道就得到了社会的好评，因此，在江苏国画院刚成立的时候，就以一个不太为人重视的师范美术教师的身份首批进入了江苏国画院，与一批江南的老画师集聚金陵。可以说宋文治是生逢其时。宋文治也很好地把握了这一历史的机缘，后来又相继完成的《京口新貌》《采石工地》《劈山引水》等。
　　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宋文治在20世纪山水画发展史上的地位，除了他在山水画创作方面的成就之外，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确认：
　　一、以“四王”的浅绛画法写时代新意，使这一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宋文治生于娄东（太仓），和“四王”之首的王时敏为同乡。因此，他和“娄东画派”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加上他后来所师的张石园、吴湖帆都是“四王”的传人，表明了宋文治具有画史上所强调的文人画家的“胎性”。虽然，20世纪50年代的山水画创作，比以往更注重题材所反映的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也更注重题材所表现的社会意义，但是，在这一新旧的过渡时期，如何用旧法表现新的内容，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评估标准。尽管晚清、民国以来激进的思想家都把“四王”作为保守势力的代表，而推崇像石涛和“扬州八怪”那样的反叛精神，可是如果以石涛和“扬州八怪”这样的笔墨表现新的时代，那种狂怪与时代的距离更遥远。20世纪50年代的新山水画的主流样式，实际上是在“四王”一派山水画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宋文治正是适逢其时地运用了他所掌握的传统笔墨，以“四王”的浅绛法巧妙地表现了时代的新题材，推陈出新。
　　二、以传统的笔墨抒一己胸臆，创造了独特的“宋家山水”面貌。
　　宋文治的山水画在“四王”的基础上，又受到朱屺瞻、傅抱石、钱松喦、李可染的影响，反映出转益多师的特点。从画家的个性特点上来看，宋文治属于亦步亦趋的儒者，规矩法度不仅反映在他的画面中，也表现在他其曲中规的品性中。因此，他的绘画发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他的画内敛而不事张狂，具有了传统文人画的从容雅逸的品格，也反映了发展过程中的传统方式。
　　直到1981年，宋文治开始了以泼彩法入画，在严谨的法度中融入了许多偶发性的生动效果，画面从此氤氲弥漫、色彩斑斓，其个人风格亦即此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宋文治晚年的创作，在个人风格中增加了丰富性的笔墨语言，使“宋家山水”的面貌进一步得到确立。
　　宋文治山水画历经50年的发展，在当代山水画的格局中，是南方一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从而在20世纪山水画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作者：陈履生

　　个人嗜好
　　名家的业余“癖好”，历来都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傅抱石平生好酒，醉卧画坛是常事。启功先生好玩毛公仔，家中摆放的各式毛公仔，趣致极了。说到宋文治的癖好：一是戏曲，二为美食，三乃收藏，这在美术圈中流传甚广。
　　“戏曲癖”
　　宋文治的家乡江苏太仓，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这里的乡民受传统影响，爱好戏曲、书画相习成风。年轻时的宋文治，在家乡时就爱好绘画和戏曲。他喜欢戏曲的范围很广：京剧、昆曲、评弹、黄梅戏等，他喜欢观赏，还喜欢演唱。他嗓音好，尤擅唱小生，如《琴挑》里风流倜傥的潘必正，《焚香记》里落泊失意的书生王魁等等。他还会演唱《长生殿》里唐明皇夜游御花园的片段，唱腔、音色、扮相极像俞振飞，朋友们都说他是“小俞振飞”。
　　宋文治虽然不是北京人，但谈起京剧，他如数家珍，马连良、程砚秋、梅兰芳等梨园名角经常挂在嘴边。数年前，他应邀到北京为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室绘画作品时，曾与李瑞环主席一起大谈京剧。李瑞环当时就感叹道：“谈得真开心！宋先生真懂戏。”还将许多“音配像”的京剧录像带和录音带送给了宋文治。
　　“美食癖”
　　太仓地处长江三角洲，乃江南鱼米之乡，有着“美食”的传统。那时“同期”轮流在各家举行，被轮到的这一家，事先得早作准备，花两块大洋请两个人：一是琴师，一是厨师。由于是大家轮流做庄，因此各家都得使出浑身解数，让朋友们在自己家中吃得比别家好，花样也不同。宋文治风趣地说：那时没钱，当然是“跟吃”为多了。
　　宋文治对淮扬、鲁、川、粤四大菜系，以及许多地方名菜、名点，其特色、口味，以及这些菜最正宗、最传统的做法及配料都了如指掌，而且会品味，能说出其所以然，告诉你这个菜应该改进。他品菜评菜，能让南京金陵饭店、北京饭店、钓鱼台国宾馆等大饭店的特级厨师都称一个“服”字。记得数年前，笔者与宋先生在南京金陵饭店进餐时，他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淮扬菜的风味，谈兴正浓时，即刻把厨房的大厨师唤来，专门添加了一味“东坡肉”，让我们品尝到地道的淮扬菜色。
　　“收藏癖”
　　家乡的文人墨客在将戏曲、美食的雅好带给宋文治的同时，也将收藏书画之癖传染给了他。如果说，他对戏曲和美食的癖好是“好玩”的话，那么收藏书画则是他用心去做的一件大事，除了绘画以外，花去精力最多的当推书画的收藏。
　　宋先生最早收藏到的字画是任伯年的《白头》和赵之谦的《海棠》团扇，是太仓画友让给他的。后来，与外界交往多了，便把重点转向现代名家。在五六十年代，主要收藏海上名家的作品；70年代开始，北京画家的作品也渐多了起来；当代名家傅抱石、齐白石、吴作人、陆俨少、唐云、黄胄等人的精品都收集其中。有时碰到一些古代书画，也会倾其所得之稿酬，选购到文征明、董其昌、郑板桥、吴昌硕等名家之作。
　　宋文治收藏书画，当初是为了借鉴和学习，用他的话说：“求得佳作，置于案头，信手可翻，似师似友，获益匪浅。”他在与当代前辈和同道画友的长期交往中，或拜求，或交换，或购买他们的精品。日积月累，终于使他在成为国画大家的同时，又成为一位颇负盛名的收藏家和鉴定家。80年代，他曾将收藏的名家精品编印出版成集，供后学者参考学习，并在1989年将所收藏的30件明清书画及30件出土古陶器，无偿捐献给他的老家——太仓宋文治艺术馆。